在我的个人档案里，没有值得自豪的荣誉，也没有值得炫耀的业绩，只是怀着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凭着一名教师要对得起每一个学生的良知和强烈的责任感，实实在在地做了些平凡的工作，从教多年，我感受最深的有两点：既然选定了实现个人价值的教师这一职业，就必须不断丰富自我，提高素质，还要有献身教育，脚踏实地的苦干精神。

　　教育家马卡连柯说过：“学生可以原谅教师的严厉、刻板，甚至吹毛求疵，但是不能原谅他的不学无术。如果不能完善地掌握自己的专业，就不可能成为一名好教师。”1992年调入寿光一中的我，面临着的是角色的大转变，这种转变是教学对象由初中生到高中生的转变，教学科目由数学到语文的转变，面临着陌生的教材，陌生的高考试题。我首先要做的是适应、熟悉。因为我深知，讲台下面是学生真诚的期待与渴求知识的目光，跨上讲台的你就成了学生们眼里的百科全书，为了每一节课给学生一个满意的答复，我常因一个词语或一个句子而翻阅大量的词典书籍，或不厌其烦地向老教师求教。有时常常备课至深夜。爱人抱怨道：“难道所有的老师都像你一样？”但说归说，通情达理的爱人还是理解和支持我的工作，于是我们家的那盏灯在我95年之前的3年里陪伴我设计了一个又一个教案、解答了一个又一个难题，于是，我想说，深夜的灯光是教师生命的辉煌。
　　就这样，三年过后，自己已经由一个语文战线上的新兵变为一个能够基本适应高中语文教学，业务上较为合格的老师。但我知道，仅仅有一桶水还远远不能满足跨世纪一代青年学生的需要。作为一名新时代的语文教师，需要观念的更新，知识的丰富，需要完美的人格，还肩负“以文传道”的责任。加里宁说过：“教师的世界观、品行和他的生活及他对每一现象的态度，都这样或那样地影响全体学生”。教师对学生成长过程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非常之大，我十分明白布鲁纳“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而且是模范”的内涵，努力把各种高尚的品德渗入到自己的个性中去，用自己的言谈举止，兴趣爱好感染学生，决不允许自己在所谓的“无意和不慎”中给学生留下不良的印象。同时我始终恪守教书育人的原则，紧跟时代步伐结合语文科的特点引导学生树立看待问题的正确态度，形成良好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在课堂上，我和学生聊过奥运会，侃过世界杯，讨论过“9.11”事件，评论过姚明、王郅治，就中国大使馆被炸一事组织过演讲，正所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语文的需要。因为语文的外延就是生活的外延，这也是新时期高考的要求，因为学生的学识水平、认识水平，决定着他的写作水平和语文成绩。新的高考拒绝书呆子。记得97级高三时，我和学生曾就“中美教育的差异”进行过讨论，并印发过相关文章，中国教育抹杀个性的例子举不胜举。老师问“雪融化后变成什么？”你的答案只能是“水”而不能是类似“变成春天”等极富创造力的答案，学生的印象非常深。在2000年高考“答案是丰富多彩的”话题写作中许多同学由此展开文章，都感到有话可说。当年，这两个重点班的语文成绩非常理想，80% 的过线率在当时语文科试题偏难的年份实属不易。更可喜的是，11班的王春鹏同学以满分900分（当时实行标准分制）的成绩获得全省语文单科第一名，成为标准分取消后后无来者的成绩。
　　2000年以后我担任了备课组长，这对不善言谈，缺乏管理经验的我来说，职务虽小，却又是一个角色的转变。我认为，要想团结班组同仁，形成集体凝聚力，“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我上班更早、下班走得更晚了。经常因为出题目、印材料牺牲个人的休息日，我的工作作风，对组内年轻教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们语文组全体教师共同在知识的海洋里搏击，在事业的进取中奋斗。我们明白，成功的殿堂里没有彷徨者的位置，只有勤奋跋涉者的足迹。我们语文教研室在刘玉昌、孙云龙、李东洲、任汝君主任的先后带领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作为其中一员的我，也被评为市师德标兵，骨干教师，多次获得“高考优胜学科组长”和“高考优胜个人”的称号。
　　我崇拜讲台的高尚圣洁，在这里，你会生出一种无言的神圣与庄严；我景慕讲台的淡泊宁静，在这里你会有一种摆脱了世俗喧闹的踏实与坦然。我感谢讲台的磨练，因为你会有一种自我升华的愉悦，它是你心灵的归宿和依托，为了这光辉的事业，我甘愿默默奉献、孜孜追求，我无怨无悔。